由于水土不服，身上缺乏抗体等原因，登革热对初来乍到者毫不留情，统统给予“下马威”，并接连夺去了数名维和人员的性命。在中国维和警察到达东帝汶前夕，有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为此丧生；之后，又有一位加纳警察痛苦地离开了人世——
2000年2月17日，联和国秘书长安南到东帝汶访问考察，这位加纳维和警察作为警卫整整跟着忙碌了一天。在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中，加纳警队人数较多，有150人之众。因为安南也是加纳人，所以这名加纳警察深感自豪。白天，他精神振奋，士气高涨，身体状况良好；有人看见，晚间10点左右，他还在办公室里使用电脑撰写警卫工作报告。
次日上午8时许，他突感身体不适，大汗淋淋，恶心呕吐。随后，他被送往帝力市一家医院治疗，病情不见好转，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。他又被转送到澳大利亚的一家医院抢救。虽经多方治疗，却回天无力，这位维和警察于2月25日凌晨4时45分，在医院病故。遗憾的是，这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，才于2月3日到达东帝汶任务区，执行维和任务还不到一个月，患疾也不到8天，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根据医生的诊断，他患的就是登革热。
接二连三的噩耗，使东帝汶维和人员整天提心吊胆，人人谈“登”色变，内心充满了恐惧。
中国维和警察非常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，严格执行遵守联合国的有关规定，可是，左躲右躲，仍然没有躲过登革热的凌厉攻击，基本上都领教过登革热的厉害。
登革热似乎也很懂得“擒贼先擒王”的道理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，它最先登门拜访的就是中国维和警队领队徐志达。
2月8日，也就是徐志达刚到东帝汶一个月后，那天下午，他完成历行的巡逻任务，晚上回到宿舍，就感到浑身发冷、疼痛，体温迅速窜到了40多度。那么热的夜晚，他将睡袋、毛巾被都裹在身上，还是冷得只打颤颤。吃了一把国内带来的退烧药，也不顶事。第二天，同事们开车把他拉到UN医院，一位孟加拉国的医生给他做了系统检查，排除了疟疾的可能性，但并没有确诊他患得是登革热。这位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退烧药，一般一次只能吃一粒，实在不行才吃两粒，而徐志达为了早点见效，一次吃了三粒，仍不退烧；烧到第五天，他的四肢起了红斑，脸色变得黑紫，非常吓人；烧了七天后，全身起满了红斑，估计得登革热是八九不离十。乘军事直升机到达尔文市一检查，果然就登革热。
徐志达是1966年生人，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（现在已经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），是从东北白山黑水走出来的硬汉子。他后来回忆说：得了登革热的惟一“好处”，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减轻了。有时我就想，再把其他几种病都得完了，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。家里人至今也不知道我得过登革热。我十几岁时就在外闯荡，有许多人生经验。这样的事情跟家人尤其是父母说，他们帮不上什么忙，还落个干着急。公安部领导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后，立即指示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徐志达的病治好。如果需要，到哪里医治都可以。听了这话，我感动得默默流泪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有领导的这句话，就是在东帝汶光荣了，我也觉得值！
